日期：2013年9月11日
報刊：大公報
藝術家，應該大多是指以藝術維生的人。然而，這對于具藝術才華的殘障人士來說，或許有些“奢侈”。他們的畫作和表演能吸引觀衆拍紅手掌、啧啧稱道。這一切過後，觀衆散場，他們還得生活。香港百物騰貴，普通藝術家生存已屬不易，而展能藝術家的夢想，大多隻能存活在工馀閑坐的間隙，或者失業後的沉悶時光裏。本報記者走訪多位展能藝術家，以及專爲他們推廣作品的組織，試?走進殘障人士的藝術夢。
“香港能靠出售作品自給自足的展能藝術家（殘障藝術家）有多少？”“一隻手數得下來。”顯能創作的負責人之一趙麗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。誰也沒有那麽多資源，承擔起所有展能藝術家的藝術夢。他們現在採取的模式是：以小有名氣的展能藝術家，帶動工作坊的新晉學員，藝術家的畫賣入畫廊，新晉學員則與商業機構合作，将作品造成指定品牌的賀卡、購物袋。“自給自足是奢望，但他們用自己賺的錢請媽媽吃一頓壽司，家人已感莫大欣慰。”
自給自足竟是奢望
希慎廣場，一個名叫“活色心花”的展覽現正舉行。展出的數十件作品中，有磅?山水，小巷街景，荷花别樣紅。它們出自聽障畫家高楠之手，專訪中高楠通過手語翻譯興奮地談及這場展覽。其中有他太多的辛酸，也有太多的幸運，從因聽障被美院拒之門外，到艱難求職，再到奔走尋找畫廊的艱辛。不過也幸得名師的指點，雲峰畫廊的賞識，以及幾十年的筆耕不辍，“去年我一幅畫賣了十三萬（元）。”高楠說完，笑了。
到現在他依舊沒有經紀人，在商業和藝術結合緊密的香港，一位失聰人士的社交多有不便，何況是需要推廣自己作品的畫家，高楠希望香港能像澳洲一樣，政府機構設有專爲殘障藝術家服務的機構─Arts Access Australia，“哪怕有一個手語翻譯幫手接洽，也是好的。”
幫助高楠策劃這場“活色心花”展覽的，是香港顯能創作，顯能創作公司是二○○九年成立的一家非牟利慈善機構，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兩個部分，一是幫已小有名氣的展能藝術家推廣作品、策劃展覽；另外，從二○一○年起，顯能創作開設工作坊，取錄包括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、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，對藝術有興趣的智障畢業生，開設“發揮視覺藝術創作及職業導向”計劃，由資深藝術老師爲智障學員作藝術培訓。現有天水圍、旺角兩個工作坊，總計二十馀個學員。
展覽期間，顯能創作的工作人員，在商場的每一個電梯口都放高楠的畫作。在四個樓層的展場中，更有兩層放工作坊學員的作品，他們精心地布置完畢，就隻能靜靜等待買主駐足。就像孩子面試時，家長在考場外，焦急期待慧眼識珠的考官。“（工作坊）學員的作品售價，一般都在兩千元以内。”學員和畫家将拿到賣畫的收入，傭金則繼續投放在工作坊，維持運作。
缺乏專門團隊包裝
“我們接觸到的展能藝術家，作品能夠賣給畫廊的隻有兩個，一個是高楠，一個是廖東梅。”趙麗娟說。高楠五歲就開始學畫了，四十馀年筆耕不辍，聽障雖然影響他的溝通，卻不會特别影響他的創作。而廖東梅出生在一個藝術家庭，無論在藝術學習和推廣上都有一定資源。“像他們這樣已經有些名氣的藝術家，我們雖說幫他們聯繫和負責展覽，但他們實際上在幫我們。在他們開的畫展中，放入學員作品，才會有人看。如果沒有（他們），我們連展示新晉學員作品的地方都沒有，誰會買？”
而更多的展能藝術家，或者說是藝術愛好者，隻能望藝術之門而興嘆。“他們（工作坊學員）的作品，現在畫廊都不會要，這也無可厚非，畫廊成本高，每一次投資都要求回報。”趙麗娟說。所以顯能藝術的創辦人隻能另闢蹊徑、各施各法去找商業機構合作。例如将學員的作品，印在商業品牌的周邊産品上，包括爲瑞士的護膚品牌Dermagram設計明信片、購物袋，或與IFC合作，将學院作品製成利是封；亦有部分作品，在“鑽的”（特别爲殘疾人士設計之出租車）上展示。在這些合作中，作品定價都不高，但學生也能拿到幾百到千元的酬勞，“有學員拿到錢，第一件事就是請媽媽吃壽司。”
工作坊的老師鄧美心，本身也是一個畫家。她坦言，現在藝術與商業結合緊密，實際上也是個名利圈。如果沒有一個專門的團隊包裝，或者說炒作，藝術家難出頭，“其實，高楠的畫作就可以賣到更高的價格。”但同時，當代對藝術不拘一格的評定标準，給工作坊的學員帶來契機，他們的作品有些具超乎想像的乾淨、質樸，有些線條複雜卻暗藏邏輯。“其他畫家是想畫也畫不出來的，我也自嘆不如。”
趙麗娟說，現在香港推動共融藝術，因爲資源欠缺，“走下去很難。”她說：“我們的負責人都不拿工資，這都沒關系，最頭痛的是無立錐之地”，現在，隻是在一個創辦人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中挂了幾幅畫，大多靠Facebook和外界接洽。她說，顯能藝術現在的夢想是︱如果能夠有一個小畫廊，讓買者親眼看看這些作品，“哪怕幾個共融藝術機構一起使用，都好。”
